每到毕业季，法科大学生、研究生就会陷入一种选择焦虑，考行政机关的公务员担心不能学以致用，有些不甘心；做律师倒是能实现自己匡扶正义的理想，然而对于刚踏入社会的学生来说，没有人脉没有案源，生活压力委实有些大；去做检察官或法官算得上法科学生就业的正途，不过，这几年司法实践中案多人少，尤其是法官们所承受的压力，对毕业生来说还是很有心理压力的。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活跃及人们诉讼意识的提高，希望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人越来越多，致使案件数量不断增长；另一方面由于受员额制改革的影响，能审案子的法官数量较为固定，当有限的法官面对越来越多的诉讼诉求时，法官们的生活只能超负荷运转了。当社会上都能感受到某种职业的压力时，这种职业对待业人员的吸引力就会降低，这几年法官离职较多，某些法院在招聘时无毕业生问津，报名人数达不到开考条件的尴尬频出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竟日里忙碌于法庭的法官们，自然是希望人们少打官司，这样就可以使工作张弛有度，在裁决或调解别人的生活之余，保留一份享受自己生活的心情与精力。这大概是一些基层法官的共同心愿吧。

不过，与当代法官们期盼少办一些案子的心理不同，在清代县衙里具体承办案件的吏役却有不同的企求，他们希望多办一些案件，有时甚至还会因为案件分配得少而发生争执。从美国历史学者白瑞德的《爪牙——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》一书的记录来看，清代县衙里的书吏们，其承办案件的“积极性”之高，实在出乎我们的预料。

《爪牙》一书以清代四川巴县档案为研究对象，可以说，巴县县衙是整个清代县衙的缩影。在承办案件时，知县要确定其是否属于县衙的“受案范围”。当有刑事案件的报告或者有关民事争端的告状递交到县衙时，先由知县或是他的刑名师爷，根据讼案事实的陈述决定是否受理。案子被受理后，就要将其卷宗及知县最初写下的批词一起送到柬房进行登记，柬房是负责伺候知县，并向城内县、府、道各衙门递送文书的“科室”。柬房登记后，该案的卷宗会被送到承发房，相当于今天法院的立案庭。

在承发房确定案件性质后，会将该案卷分给相应的“房”去处理，类似于分给今天的民庭、刑庭、行政庭等。当案子被分给某房承办后，卷宗要么被分派给该房当中的某位经书处理，要么由该房典吏自己保管，“从这一刻起，与该案相关的所有事务，包括告状的誊写与归档、传票的发出、相应调查的展开、历次审讯的证供记录、被控方诉状的呈交、对知县所做判决的记录及任何经济性惩罚的接收与转交，都成了某位专门负责此案的书吏的职责所在。”该书吏被称作“承办书”，类似于今天法院的具体承办人。

一般而言，县衙里的各房分别管辖专办不同类型的案件，如礼房负责处理有关婚姻、寺庙的案件；刑房负责处理盗窃、杀人、卖娼之类的案件；户房负责处理因田地买卖、租佃而引发的案件；工房负责处理涉及当铺、商店、行栈的案件；盐房则不仅负责处理贩卖与运输私盐有关的案子，而且还负责处理那些被笼统归入洋货之类的案件，即“西件”。从巴县县衙的办案流程来看，案件究竟由哪一房的书吏来承办，实际上还是由承发房说了算。当然，如果承发房分派不公或不妥，就会引起各房之间的纷争，在巴县档案的记录中，就有有关这类纷争的记载。如有户房典吏指控承发房的经书收受礼房的贿赂，将本应由户房承办的案件分派给了礼房处理。各房之间“争办”案件的积极性如此之高，以至于经常会闹到知县面前，最后只能由知县来定夺。

不过，如果认为清代巴县县衙书吏们因工作热情高涨而争办案件的话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事实上，他们之所以如此积极，其背后的原因在于获得办案所收取的案费。在清代，民事争端中的原告被告、刑事案件中的嫌犯及其家人交付的案费，既为清代地方衙门的行政运作提供了经费，同时也是书吏们维持自身生计的经济来源。县衙每房都拥有专属其管辖的案件类型，这些案件也构成了各房书吏们的生活来源，因此，一旦承发吏将照例属于某房的案件分派给他房时，拥有专属管辖权的某房就会认为这是在“绝其衣食”，于是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”，到知县面前大闹一场也就在所难免。

清代县衙承办案件的书吏收取案费之事，经常引起人们的诟病，认为这是“衙蠹”贪婪自私、敲诈勒索、鱼肉百姓的一种腐败行为，“大小衙门充当书吏之人，遇事需索使费，日久竟成陋规，所得陋规逐渐加增。”然而，考虑到这些在衙门里充当吏役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薪水的事实，他们赖以维持一家生计的经济来源就是这些案费的话，书吏们为了糊口而拼命办案赚钱之事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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